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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扩容扩能******

　　我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持续扩容扩能

　　积极采购发热诊疗药物、抗病毒药物、血氧仪、氧气罐等，提升医疗配置

　　本报记者 蔡明亮

　　“这两天感觉有点喘不上气，社区配备了血氧仪，对我们这些有需要的老人来说就是‘及时雨’。”1月5日一早，青岛市李沧区李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0台血氧仪“到岗”，大崂路社区居民刘美玲来测量血氧饱和度。

　　“刘阿姨，您血氧饱和度在95%以上，是正常的。我给您开一些止咳化痰的药物，您平时多喝水，近期不要剧烈运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夫于清章仔细叮嘱刘美玲老人。

　　随着新冠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的推进，防控工作重心转向“保健康、防重症”，我省进一步健全完善城乡社区疫情防控体系、分级分类做好健康服务、及时响应居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

　　社区处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我省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扩容扩能，发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关口前移”作用，不断提升社区医疗救治能力，截至目前，全省5万多家村卫生室和200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实现接诊发热患者全覆盖。同时，积极采购发热诊疗药物、抗病毒药物、血氧仪、氧气罐等，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配置。

　　青岛市李沧区科学调度医护资源，加强急救药品和医疗设备储备。在李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30台血氧仪一起“到岗”的，还有肺功能仪、心电监护、抢救车等医疗设备和新三联、旧三联等急救药品。

　　“我们把辖区60岁以上老年人按照年龄、基础疾病、疫苗接种情况等分类标记，建立了台账，做好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我们手机也24小时开机，可以随时为他们提供在线问诊服务。”李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纪彩霞介绍，中心已成立8支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服务。目前，680份装有布洛芬、抗原检测试剂等用品的“爱心药物健康包”发放到60岁以上老人手中。

　　“这里紧邻济南西站，为应对春节期间大规模人员流动可能带来的新就诊高峰，我们提前储备好退烧、止咳、抗病毒、抗生素四类药品，尽可能满足上千人两周以上的基本用药。”济南市槐荫区兴福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前告诉记者。该中心前期已将原有发热哨点升级改造为发热门诊，并设置了6张留观床位。

　　在济南高新区，孙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正忙着“搬家”。“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我们搬到了济南高新东区医院（山东健康集团济南医院），目前正在进行相关设备调试工作。”该中心副主任李加智介绍，他们将与医院共享医疗设备资源，患者能够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享受到二级医院的医疗条件，“而且旁边就是医院急诊科，楼上就是ICU，开展急救工作也将更方便。”

　　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社区各种药品充足，布洛芬、连花清瘟等药品储备数量能充分满足就医需求，不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备好了新冠病毒感染中药协定处方方剂。

　　“线上就医，足不出户就能买到便宜药，真不错！”1月9日，济宁市任城区金城街道兴东社区居民陈丽丽在居民微信群里向邻居们分享自己的就医经历。济宁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城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在线问诊+零加成购药”服务，居民只需关注中心微信公众号，选择“线上服务”就可足不出户享受家庭医生的在线诊疗和网格员的线下送药服务。送药服务可同时满足居民防疫用药和其他一般性用药需求。与此同时，中心还在社区开设一点多用发热便民医疗服务点，在居民家门口提供便利就医服务。

　　为更好地服务社区，我省还要求医疗机构支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几日，诸城市整合统筹医疗资源，协调人民医院、中医院等城区医院，适当安排医务力量到社区一线帮扶。

　　记者从省卫健委了解到，随着医疗资源的有效补充和分级分类诊疗体系发挥作用，我省各级医疗机构就诊发热患者数量持续下降，基层就诊比例持续上升。

　　（记者 李丽 王健 张晓帆 王浩奇 张鹏 参与采写）

辑录汇编：文话理论品格的一种生成路径******

　　作者：侯体健（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辑录汇编是一种述而不作的著述方式，在我国传统典籍的成书过程中颇为常见。“作不如述，虽圣人犹择所从事，可以下学而昧诸？”（童槐《睿吾楼文话叙》）这样一种重视辑述的著书观念在古代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就历代文话的体例形态而言，辑录汇编式文话也是重要的类型之一。在文话诞生之初的宋代，辑录汇编式文话即已呈现出多样的种类，杂抄型与类编型两大类相继出现，杨囦道《云庄四六余话》、张镃《仕学规范·作文》、王正德《余师录》均属杂抄之作，而晚宋王应麟《辞学指南》则是类编之作，往往能够抓住词科作文之关键，并以之为纲目，将搜集的观点与言论按类编排，颇见纲举目张的效果。这种带有较强类编色彩的文话，在后世不断发展，编者常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融入其中，表现出独特的文论主张，于明代逐渐成熟，出现了朱荃宰《文通》和高琦《文章一贯》等体例纯熟的辑录汇编之作。至清代更是嬗变衍生出融冶他书而能自铸新意的汇编集成性文话，如王之绩《铁立文起》、刘青芝《续锦机》、孙梅《四六丛话》、叶元垲《睿吾楼文话》等等，均属此类。至于民国王葆心所著《古文辞通义》规模宏阔、搜讨博赡，实乃辑录汇编式文话的重要代表。该书虽立足于辑录，但“广加荟萃，出以清豁”（《古文辞通义例目》），“购众材加以规矩绳墨，而后以覃思研精出之”（王葆心《复饶竹生学部书》），尤能“以旧说证己意，以己意衷旧说”（《古文辞通义例目》），堪称我国古代文章学著作中的杰构，获得了王先谦、林纾、马其昶、陈衍、姚永朴等著名学者的交口称赞。

　　然自近代学术开启以来，辑录之作常因缺乏原创性而为人所轻视，被认为多有蹈袭稗贩、陈陈相因之弊。即使是《古文辞通义》这样规矩粲然的鸿篇巨制，也不免为人误解。黄侃在读到王葆心之作后，竟以书掷地，批评说“何物《古文辞通义》，抄书匠而已”（《纗华隽永录》）。黄氏不以为然的态度，显示出对该书的轻蔑，尤其是对抄掇辑录这一著述方式的鄙夷。这或可算辑录汇编之作的“原罪”，无须多辩。但纵观历代文话辑录之作所呈现出的丰富样态和潜藏的学术理路，无疑构建了自足自洽的知识秩序，在剪辑编排之中，思想自然渗透其里，其意义和价值不可轻率否定。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辑录汇编是我国传统文学批评理论品格的独特生成路径之一，彰显了一种本土文化性格。这里且以我们新近编纂的《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王水照、侯体健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所收辑录汇编式文话略作申说。

　　《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收录六部清人辑录汇编式文话，虽同是辑录，但它们各有学术追求，并非简单的抄撮资料而已。其中姚椿《论文别录》所辑最杂，它将自魏晋讫于明清的文话、目录、史书、评点、凡例、序说等各类批评形式并置一处，展现出各家多样的批评方法和观念，作者的编撰旨趣显然是开放的，能够兼容各派主张。丁晏《文彀》多采单篇文章，尤其集中于论文书牍，而以唐宋诸家为最，此乃基于他“阐明圣言，维持名教”（《文彀》自序）的认识，以服务于“文以载道”的理念，立场非常鲜明。范濂《四六谈荟》摭拾宋元明清诗话、笔记、文话、别集、方志等涉及四六名言警句、写作理论及逸闻轶事的相关内容，最喜摘录宋人骈文观点，反映出宋四六理论对清代骈文及骈文理论发展的影响。许钟岳《古文义法钞》以辑录明清古文家之论述为主，其持论明显受到桐城派影响，但常于各家论述之后下按语，阐述自己看法，又多有超越桐城之处，是一部辑中有作的文话。《十家论文》杂取潘昂霄、黄宗羲等十人综论古文风格、文章史和古文要法的言论而成，尤重桐城一脉，编者可能即是晚清桐城后学。最值得关注的，则是吴荫培的《文略》。

　　《文略》始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名《文征》五卷，以备用于家塾，后增改为《文略》五卷首三卷。时清廷已废科举，故所撰并不为举业服务，而是用作学堂教育的教材。因有感于日本小林氏对中国文学之推崇，更负“镕铸古今，勉求国粹”（《文略》自序）之责任，故而全书展现出作者在欧风美雨的时代思潮中对汉民族文学的独特思考。该书出入经史，杂取百家，分门别类，“爰以原学、养蒙、立志、力行、识字、读书各条冠之编首，复取姚姬传氏之所谓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先之以典章、意义”（《文略》自序），颇有特色。正文五卷以桐城派格律声色、神理气味为纲，尤重于格律之解说。该书虽是辑录之作，但无论类目设置，还是所辑所选，均自具只眼，独运匠心。如果放入长时段的历史图景中观察，可见《文略》已带有传统文话向近代文学教育教材转型的色彩。它一方面将临文准备、文法要义、文章风格相涵摄，一方面又将诸家论说与例文例句相糅合，可谓既有批评史眼光，又涉范畴论阐释，还兼作品选分析，集史、论、选于一体，显示出传统文章学著述在清末民初学堂教育风习下形成的新面貌。

　　这些辑录汇编式文话都是在一定的文章学观念指导下编排前人言论的，我们应将其视为特殊的文论选本，以选本批评的眼光谛审之，那么就可能透视出潜藏在剪裁去取、体例结构背后的文章学思想，以及它们与时代学术之互动关系。实际上，这样一种带有文论选本意识的辑录式文话也颇为常见。前举丁晏《文彀》是其一，民国胡鄂公的《五十家论文书牍》也算典型，该书整篇地汇纂唐韩愈而下至于清代张裕钊的五十位作家的论文书牍七十余篇，俨然选本面目，显示出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此后历代文论选的一脉渊源。至于多部辑录汇编式文话与桐城派的关系，就更颇堪留意了。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文章流派，影响所及，无远弗届。姚椿亲承姚鼐謦欬，是晚期桐城派的重要成员，对桐城文章可谓终身服膺，但《论文别录》所辑清代文论十二家，可算作桐城派者寥寥，反倒是对桐城文法多有质疑的恽敬、袁枚诸家入选其中，此即说明姚氏论文并不为一家一派所囿，表现出桐城后学在作文取法上的多元化。《文略》作者吴荫培和《古文义法钞》作者许钟岳，都是安徽歙县人，歙县与桐城距离不远，两人想必因地缘之近多受桐城文风浸润。《文略》一书骨骼全依姚鼐的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而设，内容也以征引桐城诸家文论为多，各个类目之中均不忘致敬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代表人物；但《文略》明显也兼取多家之说，并蓄各派观点，如前文所论，其所列“格律”诸目释义全袭包世臣，而包氏持论多有与桐城异趣者。吴荫培也指出：“桐城虽云《史》、《汉》、昌黎，实则远宗欧、曾，近法震川。”（《文略》卷首下“评文下”注）对桐城派的自我标榜有所保留。许氏《古文义法钞》书名就高举桐城“义法”大纛，但他不满于“株守宗派，拟议铢寸”（《古文义法钞》自序）的桐城末流，希望能够取法近代大家，以溯源韩柳，通于为文之法。选录诸家以桐城一脉为主，并且认为袁枚论文“与桐城格律亦合”（《古文义法钞》“古文十三弊”条按语），试图统摄弥合桐城派之外的各家有益之论。

　　此外，《文略》和《古文义法钞》两书还都表现出西风东渐时局下强烈的文学危机感。《文略》开篇大段征引日本小林氏演讲文字，强调“以中国文学论，诚可谓举世无双”，提醒应警惕青年“醉心欧美”，希望能够“重整保存国粹之旗鼓”，改变“近日学者无不规仿欧西”的局面。《古文义法钞》汪宗沂序说“古文词虽中国旧学，而断为启新者所不能废”，鲍鹗跋也说“言语文字为一国之人精神命脉之所寄”，都是以悲壮而痛惜的口吻来强调古文词在剧变时期的重要性，认为许钟岳此书有助于“通夫世运之变”。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中，传统文化的守成者们，采用这种述而不作的本土化撰著方式，回应了时代的诡谲，似借以对抗大变局下中国文章学不绝若线的颓势命运。由此可见，辑录汇编确然蕴藏了独有的知识秩序和思想秩序，与时代学术发生了内在的呼应，并非无意义的重复和转录，而是一种表达主张的著述方式，也是本土化的理论生成路径。

　　综上所述，回到辑录汇编式文话的历史语境之中，或许我们就能真正理解这类文话的本土性格所具有的特别的理论意义。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3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